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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魏斐德/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戴笠利用警方力量

　　后来陈绍宗担负起整个江湾地区教育机构的情报工作，其中包括一个女子体育学校和一个法律学校。

　　吴乃宪在1934年当特务处上海站区长的时候，向进步人士渗透的活动倍增。吴本人是黄埔一期生，因为背叛邓演达而受蒋介石器重。蒋和戴笠后来企图利用吴来与“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建立关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在国民党内部抵消对手力量，并以此来靠近仍与统一战线中的老“左翼”有联系的地下组织。这类活动一般总是在南京特务处总部的直接监督下进行。戴笠在首都的人员独自与上海的“第三党”人士建立了联系，多少越过了上海站的正规渠道而直接与吴乃宪合作。

　　吴乃宪在上海站的副手是区书记张师。戴笠希望通过张的地下工作经历使特务处能够渗透到核心内。那时上海站的经费增加了50％，而且还增加了一名区“督察”。区督察员叫陈慈，后来当了蒋介石的驻外大使，月经费从200元增加到了300元。但吴乃宪和张师像程慕颐一样都不能吃苦，都不能住到组织的自卫系统的工人区中去。吴和他的副手比他们的前任要更谨慎，他们把办公处从法租界迁到了国民党控制的南市老西门那儿。然而，因为上海市的中国区域被认为如此肮脏和不卫生，以至于吴和他的助手们都住到了法租界环龙路上的一座秘密住宅里，他们的地址在上海站里只有两个人知道。部分由于上海站领导人的脆弱，他们没有能够成功地渗透到地下组织里去。但对他们打击更大的是，至少到1935年他们还没有惩治蒋介石敌人的行警权。张师也许没有能力渗透到内部去，但对于收集活动的情报，他则有不错的主张。戴笠因此而器重他，并将他调到南京总部任书记长。他的地区书记的位置先后被徐进、姚则崇和郑修元接替。

　　开始，在侦探方面，上海站尽量利用他们与上海警方的私人关系得到帮助，来执行特务处的使命。1933年的公安局长文鸿恩和他的侦缉队长卢英，都不大情愿和戴笠合作。戴笠多次设法吸收卢英入军统，以对侦缉总队进行控制，但卢一直不愿加入。于是戴笠不得不依靠一组组长陈志强，利用他的青帮关系来与侦缉队的个别侦探拉关系。但随着陈与警官们的关系逐渐加强，他的野心也开始膨胀。两年之内，戴笠解散了陈的一组，把其组员分散到其他各组，将陈调出上海，提升他为陕西省公安厅侦缉队队长。

　　后来，上海市公安局的新局长蔡劲军，非常愿意与戴笠合作。慢慢地，他也让特务处的特工担任“警士教练所”的一些职位。后来戴笠将他的特务陈质平安插到公安局训导主任的位置上，并把另外两名特务安排到警察学校指导员的位置上。此二人为杨华波和黄加持。不过，由于卢英的犹豫，戴笠对公安局侦缉部门无法直接控制。

　　奇怪的是，戴笠和他的特工们在法租界有幸顺利地利用起那里的警方力量。这主要是由于法国当局为了控制租界里的本地人而严重依赖中国区域里的帮会分子做侦探的缘故。

　　下期预告

　　由于范广珍不可靠，戴笠觉得有必要在法国警察内的中国侦缉部门里找到可信赖的关系。于是戴笠找了黄埔老同学阮兆辉，阮原来在南京鸡鹅巷特务处总部当交通员。